方广锠：两箱敦煌残片的再发现

公元1989年3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北京图书馆，任善本部副主任。上班的地点在西郊紫竹院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新馆。新馆虽於1987年建成开馆。但开馆时图书的搬迁工作实际还没有全部完成。例如善本部的藏品就是到1988年才打包从北海公园旁的老馆搬到新馆。新馆的善本书库按照三防设计，建在地下。遗憾的是所建书库的技术指标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因此，善本藏品搬到新馆后无法入库，只好暂时寄存在大库的第十五、十六层。由于是暂时寄存，搬迁时所捆的包都没有打开，取放藏品均极不便。因此，善本部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至于读者如要阅览善本，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必须开包取书外，一般都拒借。只有缩微胶卷尚可供借阅。查看善本的读者本来就不多，这样就更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善本部的工作倒是比较轻松。作为副主任，除了一些日常琐碎事务外，每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周末查库。

周末查库，是善本部多年延续的老传统。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都是国宝，因此，安全最为第一。平时书库由管库人员负责，晚上下班层层锁门贴封条，早上上班启封开锁，以备接待读者。每到周末，则要由部主任率领诸副主任将书库巡视一遍，检查有无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各种问题。然后在部主任主持下封门。当时任善本部主任的是李致忠先生，任副主任的是张国风先生与我。于是每到周末，李致忠便带领张国风与我，由典藏组的正副组长陪同，举行查库大典。

我因刚到北图，不甚了解情况。自己的兴趣又在佛教文献与敦煌遗书，所以查库时也就特别注意这两类东西。然而，佛教文献全部捆在包中，根本看不到。敦煌遗书倒是都装在箱子中，要开箱也较容易。但我的任务是查库，不是察看写经。由于自己还没有正式调到北图，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复杂的人事旋涡；到北图后，不知有多少个眼睛在盯着，巴望我能出点什么错。再说3月底我到北图，4月下旬北京闹风潮。5月份我也签过字，游过行。再以后就是作检讨。所以这时更加小心翼翼，就好比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然更不敢提出诸如察看敦煌遗书之类的要求。至今回想那几个月的查库，每次也就是沿着库房的墙壁转一圈，看看窗户，看看门，看看书架，看看墙。窗户在十五、十六层的高空，即使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大约也进不来。不过窗外紫竹院公园的景色倒可以一览无馀，赏心悦目。至于库门，那是层层封锁，道道把关。可谓森严壁垒。库中架上，一包包、一箱箱的藏品，都按照编号一一码放，整整齐齐，千篇一律。所以每次查库，实际只是例行公事，沿着墙壁绕个圈而已。记得唯一能引人兴趣的，是收藏在一个玻璃框架中的一件久闻大名，但尚未有缘目睹的罕见之物──***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据说这是***初期北图特意征集来的***文物。聂元梓等七人签名赫然在上，灰蒙尘垢，令人不胜沧桑之感。但我看了这东西，心中总有点疑惑。据我所知，当初聂元梓他们的这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的，由此引起全校轰动与围攻。但库内玻璃框中的大字报却完整如新，丝毫没有糨糊痕迹，显然不是从墙上揭下来的。询之善本部的耆旧，得到的回答有两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等到这张大字报出了名，北图去征集时，贴到墙上的那份早已风雨零落，覆盖无踪。于是只好请原抄者重抄一份，诸作者重新签名。按照这种说法，北图现在保存的这份说得好听一点是复制品，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赝品。

另一种版本则是：当时一式抄写两份，一份贴在大饭厅，另一份准备贴到办公楼。但第一份刚贴出，马上引起围攻的瀚然大波。这七个人有点胆怯了，第二份就没有敢贴出去。但没有想到6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发表，立即天翻地覆慨而慷。七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时的笔杆与屠刀差不多，可以杀人；左派与佛也差不多，神通广大。这第二份自然也不用再贴。恰好北京图书馆来征集，就把原来没敢贴出去的第二份交给北图保存。按照这种说法，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本来是孪生兄弟。老大冲锋陷阵，光荣牺牲；老二贪生怕死，临阵逃脱。但一旦时来运转，被鸿运高照的偏偏是活着的老二，由畏畏缩缩的胆小鬼，摇身一变成为堂堂正正的***文物，作为善本特藏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于光荣牺牲的老大，自然尸骨无存。

两个版本的传说到底哪个正确，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不过无论是哪一种，都让我不舒服。

例行查库时，我看到在一个窗户下面，放着两个旧式的书箱。箱盖已坏，用塑料绳捆绑着。上面各贴一张白纸，用钢笔写着残破经卷。看到经卷两字，自然触动我的兴趣。我问：这是什么经卷？同行诸人竟无人能够回答。于是只好罢休。虽然曾有几次冲动，想打开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经卷，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1989年底，善本书库终于可以启用了。于是，寄存在大库的善本藏品开始搬入善本库。正式搬库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已经是1990年春节前后了。善本部全体成员在搬库中任劳任怨，团结协作，工作非常顺利。由于正式搬库前，我们对善本书库的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划，哪些藏品放在哪里，都有明确的安排。所以对那些还没有编目的藏品，就必须根据其内容，分别安置。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按照顺序应该搬这两个箱子，有人问我：下库后往哪里放？我便说：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解开塑料绳，揭起箱盖，其中满满腾腾全部是一个个的小纸包。有些纸包已经打开，赫然便是敦煌遗书。我当时真是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再打开几个纸包，包包全都是敦煌遗书。大多数小纸包上还钤有当年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印章。这个写经组，当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敦煌遗书。我心头当时如电光一闪：这是一个重大的再发现。再发现，这是文物界的一个专用名词，指已经被发现的文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淹没无闻。过了若干年以后，又重新被发现、被鉴定。国内外文物界，包括敦煌吐鲁番学界，类似的事情已有多起。比如大谷探险队二乐庄吐鲁番残片的再发现，敦煌县博物馆本《坛经》的再发现等等。但以往的再发现，无论哪次，数量上都不能与这次的再发现相比拟。因此，这次再发现的意义重大是无庸置疑的。虽然是重大的再发现。但当时忙于搬库，没有时间仔细考察。只好重新捆绑，让有关人员把这个两个箱子送到敦煌遗书专用库中存放。

搬完库腾出时间，我便追根刨底，再三打听这两个箱子的由来，终于找到略微知情的人，就是1988年曾任搬迁小组负责人的一位同志。据他说，老馆善本书库原由一位老先生管理，无人可以随便进去，里面有什么东西，一般人都不清楚。1988年搬迁时，老先生已经退休。当时发现这两个箱子，既无编号，也无登记，谁也不知里面是什么。于是这位搬迁小组负责人便打开看了看，发现都是一些没头没尾的残破佛教经典。由于善本书库中类似这样既没有编目，也无人知晓的东西不少，所以并没有对这两箱东西有什么特别的重视。只是在箱子上贴上白纸标签，用塑料绳捆捆，就搬来了。搬来之后，也一直没有人看过、动过。

1990年夏天，我终于抽出时间，带领几位同志对这批敦煌遗书作了一次初步的整理清点，共整理出约4000号，其中不乏珍贵文献。关于这两箱敦煌遗书的由来及其具体内容与价值，我将在其他的文章中再作介绍。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一个好传统，即使是片纸只字，也从不任意丢弃。这是这批敦煌遗书能够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这批存放在善本书库的遗书，如果不是在1990年初由我再发现，迟早也会被其他人再发现。但是，由于种种因缘的巧合，这批遗书竟然由我而再发现，应该说是我的幸运，这也是使我至今为之高兴与自豪的一件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马上就到一百周年了，在这一百年周年到来之前，被埋没达60年之久的两箱残片的再发现，也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