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我们都在写历史

一个人不必急于功成名就，受人重视，

只要你肯为大众写下“历史”的篇章，

别人就会乐意为你留下“历史”的轨迹。

佛光山开山以来，许多年轻人跟随我奉献青春岁月，日夜努力工作，服务大众。我总是嘉勉他们：“我们都在写历史!”但也有一些青年求道意志不坚，中途换了跑道，我也徒叹奈何!只可惜他们在佛光山的历史无法再继续写下去了。

“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轨迹。像文天祥、史可法、岳武穆、方孝孺，写下了尽忠报国的“历史”，留芳百世，永垂不朽;秦桧、吴三桂、洪承畴、汪精卫，却写下了卖国求荣的“历史”，遗臭万年，人人唾骂。可见无论行事善恶好坏，我们都在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留下了忠奸善恶的“历史”。

所以，“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史的镜子里，多少事物的原形映现其中;“历史”是部册书，在历史的册书里，所有的兴衰得失都记录无遗。“历史”本来可以是一湖清水，有些人却可以把它搅得混浊不清;“历史”本来可以是万里晴空，有些人却可以把它弄得乌烟瘴气。因为古往今来，有的人用精勤事业写“历史”，有的人却用利益金钱写“历史”;有的人用生命血汗写“历史”，有的人却用巴结奉迎写“历史”;有的人用忠烈贞节写“历史”，有的人却用曲躬谄媚写“历史”;有的人用慈悲智慧写“历史”，有的人却用血雨腥风写“历史”。

人的一生都是一页“历史”，有些人在“历史”上留下多采多姿的事迹，像富兰克林，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发明家、探险家;有些人终其一生努力于一件事情而能有所成就，也总算向“历史”有了交待。像过去在扬州乡下，有一名叫简美贞的姑娘用自己的头发绣了一幅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虽说花费六十年的时间，却在自己生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信仰。最可惜的是，有些人终日狗茍蝇营，在“历史”上交了白卷。

生命的“历史”也像一条长河，难免遭遇到障碍的山石或突变的环境，我们是要像湍流急瀑那样，不顾一切，奔流而下，激起阵阵绚丽的浪花，甚至冲出另一条河道，开创另一片崭新的天地;还是要如平湖溪涧般，委婉曲折地勾画出一条优美的曲线?端看我们当时的抉择。不过，一时的抉择，可能就会为你改写了后面一生的“历史”!唯一最怕的是，遇到了挫折，就灰心丧志，什么都不做，像一滩死水一样，任其腐臭生虫。

回想我过去本来只不过是个贫瘠乡村的农家子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出家学佛，改写了我一生的“历史”，因为我在佛法里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升华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年的丛林生活里，我曾遭遇过一些委屈、冤枉，也曾被师长认为我不会有出息，但是我从不失意后悔，因为我知道，“历史”必须靠自己去创造，别人的一句话无法决定我们的生死，别人的关怀呵护也无法作为永久的凭借。所以，多少严苛的要求，多少无理的处罚，我都能全盘接受，视为未来挥洒生命的资粮。

过去，我曾有两次读书深造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十八岁那年，承蒙一位教授青睐，要介绍我去国立教育学院读书，当我兴高采烈地向师长报告时，却被他喝斥了一顿，因而打消念头。第二次是在二十六岁那年，日本大正大学寄来了博士班的入学通知，要我即刻报到。我连机票都买好了，但临行前，因为一位信徒朱殿元反问我：“你已经是我们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要去当日本人的学生?”我深以为然，所以又赶紧放弃。多年之后，我回想往事，不禁庆幸自己两次都没去成，否则我最多只是在学术中钻研故纸，拥有一席之地，那里能和僧俗二众共同写下后来弘法利生的“历史”呢?

到台湾去发展，甚至到宜兰弘法，也是因为一句话、一个念头而改变的“历史”。一九四九年，国共内讧，山河变色，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本来打算和常住一起共存亡，不料组织了百余人的“僧侣救护队”，正要去台湾的智勇法师却临时怯步，我见兹事体大，便承诺代他行事，就这样来到了自己完全一无所知的台湾。

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师在新竹青草湖兴办“台湾佛教讲习会”，我欣然受聘前往担任教务主任，却因教派不同，遭人排挤，所以我决定辞职他去。这时适逢李决和老居士正在为宜兰人士找一位能讲经说法的老师来传播正信佛教，我见他慈眉善目，诚意殷殷，又见乡野僻地无人肯去，便一口答应。从此以后，我走进了宜兰的“历史”，没想到却以此地为基础，成立念佛会、弘法队、歌咏队、儿童班等，带动了台湾初期佛教的发展，真是应了古人的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喜欢与人争利，也是我一路走来，“历史”曲折的原因之一。像我和高雄其实结缘甚早，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就经常来往台北、高雄两地之间布教，每次一到高雄，那种鞭炮盈耳，奏乐鼓号的欢迎热忱，直叫人感到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尽管高雄的信众一再邀请我驻锡此处，但因为一来，当时在高雄学佛的青年不及宜兰的青年那么纯朴、用心;二来，同学煮云法师有一次在凤山举行皈依三宝典礼，计有二、三百人参加，盛况空前，便向我表示想留在凤山发展，我便取消在那里长住弘法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将过去的老师月基长老从香港接来台湾之后，想到可以将高雄的道场请他住持，因此我才接受兴建高雄佛教堂的请求。不料建筑途中，由于苓雅区的信徒不喜欢其他区的信徒到佛堂礼佛，我想：一个外省人，怎可长住?甚至佛陀是印度人，如果真的来此，也会被他们扫地出门。于是我默然退出，在鼓山区觅得一地兴建寿山寺。有鉴于办学的重要，不久，我在寺内成立寿山佛学院，不但一偿“以教育培养僧才”的初衷，也落实了“寺院即教室”的理想。

由于一来，学生不嫌设施简陋，甚至在纳骨堂旁边完成学业;二来，学生不断增加，校舍不敷使用，我于一九六七年，在大树乡购置一块麻竹山地，兴建东方佛教学院，并且在校园内亲手栽种了十八棵榕柏，以纪念寿山佛学院第一届学生中的十八位出家众，全始全终，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历史”。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东方佛教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翌日“中央日报”曾以“台湾首批佛学士”为标题，大大报导了一番，在当年佛教不很普遍的台湾，真是一件令全体佛教徒都为之振奋的事情。记得那时的学生有普晖、悟证、依道、性光、绍莹、慈嘉、依严、慈怡、心如等，可见只要我们肯脚踏实地，“历史”是不会辜负苦心人的。后来，前来朝山的信徒日有所增，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我陆续兴建大雄宝殿、朝山会馆，佛光山的“历史”逐渐发展，而财务拮据、山崩洪水、诬蔑毁谤、恶民围山等人为及天然的灾难也接踵来临。至今由衷感谢僧俗二众们都能秉持一师一道的精神，不畏艰难，奋斗了三十多年，我们终于写下了佛光普照的“历史”。

所以，我深深感到：“历史”，有的时候固然应该写下标榜个人功勋伟业的“断代史”以为嘉勉，但我们更应该鼓励集体生命接力共成的“创作史”。古往今来，有许多人欢喜将别人的“历史”写在自己的一页上，但更多有抱负、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却甘愿将自己的生命写在人类大众的“历史”之中。像古时译经的高僧大德，固然凭著他们的悲心慧解，以般若文字裨益了无数的众生，但也由于他们用两条腿西行求法，为中印文化交流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而龙门石窟、云岗佛像、敦煌壁画、房山石经如今享誉国际，无人不知，但那是多少师徒相继，历经多少朝代才完成的“历史”钜擘。甚至那鬼斧神工的藻井、那栩栩如生的雕像，都没有留下原作者个人的“历史”，但是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睥睨世界的艺术瑰宝及永垂不朽的“历史”。

佛光山的许多徒众亦然，他们和我见面的时候，为了佛教的需要，放弃原先的人生规画，义无反顾地将自己投入弘法的行列中。像依空、依昱、依法、慧开、慈怡、妙净等，原本无意于世间的学位，但是为了想共同为佛光山的各种事业写下辉煌的“历史”，各自花了十年、八年的岁月，取得博士学位。慈惠、慈容、心定已经是驰名世界的佛教法师，他们对于名位并不恋栈，但因为佛光山有多少大学及其它教育机构，只有接受美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好让佛光山教育事业的“历史”更加绵延久远。慈庄凭著流利的英语、日语，如果在别的寺院，不知在海内外已经收了多少的徒众，但是为了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的建寺工程，他心甘情愿，席不暇暖地到各处视察;后面跟进的慧礼、依来、依恒、依宏、依训、永全、满谦、觉诚等，也纷纷学习他的精神，誓言为佛光山的寺院建设继续写下璀璨的“历史”。

此外，觉穆虽然是建筑科系出身，但无意于建筑，只想当个法师，因而不惜放弃建筑师资格，随我出家;但到了佛光山，为了事实的需要，只得又再拿起米达尺、设计图，好为佛教的建筑写下不朽的“历史”。妙慧为了追随我弘法利生的脚步，辞去了优渥的会计师职业，佛学院毕业之后，到中华佛光总会、人间文教基金会，从头开始学习佛门行政事务，准备日后为佛教的未来开拓更远大的“历史”。他们改写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佛光山共同的“历史”，日后佛光山的“历史”必定也会留下他们努力过的成绩。

从佛光山的建筑，就可以看出创建以来，大家集体创作的“历史”。像吴大海居士在开山初期，率先捐助了第一座水塔，我将之命名为“大海之水”。观音放生池的“和爱岛”，是纪念一位人称“爱姑”的优婆夷“微和”。她不但生前热心赞助放生池工程，并且在临终时将全部遗产三万元悉数捐出，作为兴建放生池之用。所以完工之后，我特地将观世音菩萨伫足的那一方土地称为“和爱岛”。头山门前的弥勒佛像，是佛光山最殊胜的标帜之一，这尊佛像是佛光山开山后的第三年，举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时，其中一名就读国立艺专的朱朝基同学发起雕塑，并捐献给佛光山。原先计画安放在开山纪念碑旁，但是吊车工人将佛像吊到山门口暂为休息之后，想要再吊起时，佛像竟如磐石般安然不动，后来向高雄工兵队商借巨型吊车左右齐吊，奇怪的是，吊到锁链都断了，仍然无法移动分毫，不得已又再商请高雄港务局，将全高雄起重量最大的吊车借来，还是无法吊起，后来大家想到这里或许是弥勒菩萨自己选定和大众结缘的地方，所以就不再移动了。看来，方面大肚，笑脸迎人的弥勒佛都在努力地为佛光山写下“给人欢喜”的“历史”，我们怎能在轻忽懈怠中，不为人间和自己的生命写下纪录呢?

有感于功德主们多年来奉献心力，让佛光山在不停地创新中茁壮成长，却未曾像一般信徒一样，要求将芳名留在梁柱上。数年前，我将他们的姓名全部鑴刻在高温烧成的艺术陶壁上，为他们写下美丽的“历史”。“百人碑墙”的制作是为了让古德的铭言墨宝能在佛光山留下永垂不朽的“历史”，慈嘉身为负责人，为此日夜辛劳，不敢离山一步，直至全部竣工后，仍功成不居。为了奖励他为佛光山写下美化环境及无言教化的“历史”，今年——一九九九年——六月，我特别给他一个前往西域参访的机会，我相信他在踏著前贤的足迹，寻幽览胜的同时，一定也能体会到后人循著他的脚步，为佛光山写下“历史”的法喜。

过去我忙著建设，从来没有想到要为自己另辟住所，只是因陋就简，在男众寮房的阳台上搭建了一处休憩的地方。直至心平继任第二任住持时，弟子们一致决定要为开山的“历史”留下见证，才兴建了“开山寮”作为我永久的居所。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不必急于功成名就，受人重视，只要你肯为大众写下“历史”的篇章，别人就会乐意为你留下“历史”的轨迹。

我从小拙于梵呗唱诵，知道这条路的“历史”非我能走，因此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矢志从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来创建佛教的“历史”，等到收徒纳众之后，我让长于美声唱念的心平、心定、慧龙、慧法、慧聪、慧泰等人发挥所长，并且鼓励他们为推广音乐弘法写下“历史”。我也明白外语非江苏扬州“我的籍贯”土腔土音的人所擅长，所以只有努力从华裔的文化里著手开创佛教的“历史”，并且在弟子中挑选通晓英文的人去学习其他语文，像梵文的依华，英文的依益、满亚，法文的满容、妙希，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的觉诚、觉培，德文的妙祥及日文的依昱、满庭等，加强他们的度众能力，让他们继续扩展前人的成绩，好将法水遍洒世界每个角落，为国际佛教写下不凡的“历史”。

所谓“佛光普照，法水长流”，这个愿望并非近年来才发起的。记得初来台湾时，家师曾派人从香港下院寄钱给我买船票到香港，但那时我正好与慈航法师及其他几十位出家人被误认为匪谍而同时入狱，在阴错阳差之下失去了机会。后来当我等洗清冤屈，从牢里出来之后，得知此事，感到自己在台湾生活近一年，才刚有了些许基础，何必舍近求远，于是将所有财物连同盘缠，全都送给那些在台湾没有身分，比我更需要经费的同道们，让他们到香港开创弘法的“历史”。

三十多年前，立法委员董正之先生曾到北投精舍，央求我学习英文，到瑞士去弘法，虽见他磕头作礼，诚意殷切，但我想到海外弘法的因缘尚未成熟，恐怕有负重托，所以只有暂为婉拒，以待来时。当时我不是不重视“历史”，而是在因缘未具足时，要先打好在国际弘法的基础，才能留下“历史”。

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成立，终于圆满我多年愿望，将佛教带到世界五大洲，而后又应当地信众要求，佛光山在海外各地遍设道场。电视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名主持人凌峰先生，数年前到欧洲走访一周之后，承蒙他公开赞叹：“为欧洲华人写下辉煌‘历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因为他亲眼目睹佛光山在欧洲各道场的出家女众，一人身兼数职，不但凝聚了华人的信心与力量，而且肩负起东西文化桥梁的重任。

南非南华寺的创建也是一项特殊的成就，一九九五年，十位南非黑人出家，使得有黑暗大陆之称的非洲顿时发出希望的光芒。最值得兴奋的是，多年来我一直奔走呼号“恢复南传佛教比丘尼僧团”的主张，在佛光会、佛光山及世界各国佛教领袖的共同发起下，终于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实现了。

想当初我提出这个意见时，教界乏人响应，尤其南传国家的比丘多以比丘尼僧团早已消失为由，不予正面的答覆。经过长年累月不断的沟通协调，如今不但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恢复了比丘尼教团，许多南传国家的比丘甚至撰文举证，支持比丘尼僧团成立的合法性，及其对佛教发展的利益。可见，尽管有许多人抹煞“历史”、伪造“历史”、窜改“历史”，自以为可以逞一己之私欲，瞒天过海，但后人终究会从蛛丝马迹中找出事实的真相，因为“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一定能还给它本来的面目。

所以，“历史”终究是公平的!尤其，人只要一生下来，世界就有我们的一份，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份，凡事为此而努力，为此而奋斗，因为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写历史”。但愿每个人都能发大心，立大愿，让我们的每一句语言、一个念头、一个动作，都能为后人所学习，都能为人间留下“历史”;让个己生命的“历史”都能融入整个宇宙之中，为人类带来幸福，为世界带来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