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旧八股与新八股

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三千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遗篇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了。

我们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

《书经》的精神，是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礼记》所包括《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奉为个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历史的事实上，自春秋、战国迄于秦、汉之际，五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即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

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记载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的一句最有趣的名言：乃公（天下）居马上而得之。后世都把他引为笑谈，认为汉高祖没有受过读书的教育，因此而轻视知识分子，骂儒生们为竖儒。事实上这个观念，早已种因于秦并六国以后，自秦始皇、李斯与儒生们（当时的儒生，是包括道家等各种知识分子的统称）彼此不能合作，即造成学术思想的真空现象，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如此耻笑汉高祖的不学无术。同时，自汉初接受叔孙通等的制体（定制度）开始，所谓当时的儒生如叔孙通等人，虽然依附汉高祖而攀龙附凤，等待引用，但对于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经义，并无高深造诣。大家只要研究《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等有关传记，便可明白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也止于取悦人主，谋一身爵禄的荣显，并无什么传道授业的大志。他们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教育精神，以及孔子的学术思想，早已大相迳庭了。

汉初重视儒术，尊崇孔子，事实上是从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词赋、重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学并非纯粹的承接孔孟之学）、信任公孙弘的形似儒家之学开始的。于是才有西汉的重儒尊孔，由此再演绎渐变，就形成东汉儒家经学思想的大成。汉儒之学，上面顶着孔子的帽子，内在借题发挥，糅集道、墨、阴阳诸家之所长，外饰儒家为标榜，从此曲学阿世，大得其势，后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间屡有变质，虽然或有以词章、义理、记闻等为儒林学者的内涵；以君道、师道、臣道为儒家学问的本质。但不管如何说法，总之，必须要以功名爵禄，入仕用世为目的。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外，其余两种不孝之一，据汉儒赵岐的注解，便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换言之，读书除了作官以外，就不能谋生，既不能谋生养亲，当然就罪莫大焉。这与现在教育即生活，生活以赚大钱为最有出息的新观念，除了形式与方法有不同以外，它的本质，究竟又有什么两样？

汉唐的选举、考试制度

自周、秦以后，读书受教育之目的，概略已如上述。而朝廷量才任用的方法，除了上古时代，因为教育尚未发达，以学问德行为选士入仕的成规以外，到了战国时期，因为学术思想的勃兴，而诸侯各国，称王称霸，又需要起用有学术思想的人才，因此便造成战国末期六国义士储备人才的风气，自汉初统一天下以后，国家安定，政治上了轨道，义士的风气没有了，但是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并不因为政治社会的安定便没有了，因此才开创出以品行德学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推荐地方上贤良方正之土，进为国家用人取士的体制。汉初的选举制度，的确是法良意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美政，实行久了，流弊就出来了，所谓法久弊深与法严弊深，都是中外千古不易的名言。所以到了汉代末期，便有世家门第等把持选举，徇私荐贤，于是这就成为知识分子掀起社会乱源的重要原因。由此在中国的历史上，相继紊乱了三百年左右，历魏、晋、南北朝之间，读书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又需靠类似义士荐贤等方式而显扬功名于当世。一直到了隋、唐之际，唐太宗承袭隋朝取士方式，创立了考试制度以后，才得意地说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豪语。从此，考试取士的方法，便演变而成为宋、元、明、清的科举考试制度。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等功成名遂的颠倒梦想，便深植人心，永为世法了。到了清代末期，以八股制义的考试取士制度，流弊丛生，而教育思想也陈腐朽败，因此才引起清末有学问、有思想知识分子的不满，配合民族***的主张，就结束了三百年来的满清王朝，也由此而推翻了二千多年来旧传统的教育方式。

顺手附录近日看到《金史》的资料，以便窥见过去历史中，教育思想由《考试》取士所产生弊病的一斑。明、清后期的情形，大致也与此相同，尤其清末以八股文取士的毛病，考场陋习与笑料，见于近代史者，随处皆是，不必多说。《归潜志》云：

金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勒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史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但数字数与涂注之寡多。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文风始振，然而谤议纷起矣。

新旧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学风

大致了解了上下三千年来教育的概况，和考试取士的情形，无论我们的先圣先贤、诸子百家的名言，关于教育与学问的教诫，作过如何庄严神圣的定论，但教育的理想与一般社会对教育的暗盘思想，毕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真肯深切地反省检讨，那么，就可以明白地说，我们的一般教育思想，历经二千多年来，始终还陷落在一个一贯错误的暗盘里打转。这个暗盘思想错误观念的由来，首先便是自古以来中外一例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男儿志在四方，有子克家，便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光耀门楣和光宗耀祖的方法，就只有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尤其在古代轻视工商业的观念之下，当然就会产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看法了！读书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因为读了书，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而作官。因此读书作官自然而然就成为一般社会天经地义的思想。作官又有什么好呢？因为作了官，就能得到坐食国家俸禄的利益。由此升官发财便顺理成章地被民间视为当然的道理。由于这一系列错误观念的养成，读书读到后来，所有经、史、子、集，也成剩余的物质，只有八股的制义文章，才是生活的宝典，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想，无足为怪。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之初，西方的文化思想东来，慢慢地把旧有家塾、寒窗、书院和国子监等中国传统教育的方式变了，变成了西方式的学府制度。由洋学堂的称呼开始，一直到了现在三级制的学校制度而至于研究院等为止。教育是真的普及了，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不但如此，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而换旧更新，可是我们教育的暗盘思想，依然落在二千多年来的一贯观念之中，只不过把以往读书作官、光耀门楣的思想，稍微变了一点方向，转向于求学就可以赚钱发财的观念而已。然后引用一句门面话来自我遮盖这个观念，而以教育即生活，作为正面堂皇的文章，几家父母潜意识中，对子女的升学大事不受这个观念的作祟？又有几家子弟选读学校、选修科系的心理，不为这个观念所左右？于是，新的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但凭死记、背诵为学问的作风，依然犹如以往历史的陈迹，只是过去的风气，但须记诵八股文章，作为考试的本钱；现在的风气，但须记诵问答和猜题，便能赢得好学校以及联考的光荣。过去的读书为考功名、为作官；现在的读书和考试，为求出路、为求职业、为赚大钱。过去读书的，志在圣贤；作官的，一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如此立志，也大有人在。否则，就抱着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蘽以行。归到农村社会，以耕读终生的也不少。现在则受了教育以后，不能谋得一个出洋、赚大钱的机会，至少也要作个公教人员，才算是不负平生一片读书求学的苦心。尤其是工商业时代都市生活的诱惑，小市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如果不能如此，只好优游等待机会，或者自己封个马路巡阅使来怠荡怠荡也可以。至于其他的事，只有付之于命运的安排了。

我们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现状，就可明白现代青少年陷落在一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后果。因此，我们为了后一代，对于家庭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以及学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须要多作检讨，以建立一番复兴文化的新气象。虽然说问题并不简单，但问题终须寻求出答案和调整的方法。这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也正是落在现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责任，极须渊博通达的学问，才能挽救亟待复兴图强的中国文化。